外滩情人墙钩沉

(一)

六年前,上海办世博会,为此,将外滩的堤坝又重修了一番。

于是,央视又懵懵懂懂地来凑热闹,派记者在外滩现场报道“情人墙”,大谈其浪漫。

什么浪漫,说凄美还差不多。

唉,情人墙啊情人墙,里面有太多上海人的无奈。

谈外滩这段墙,我应该还是很有点资格的吧。

因为这个传说起于年代后期,止于年代中期,前后加起来最多只有七八年的光景。

而这段时间,正好是50后(亦即如今80后的父母辈)谈情说爱的年龄呢。

而那一代人谈恋爱,一次也没在外滩“荡马路”过的人几乎没有。

为什么没有更早开始?

曰,文革还没结束。

虽然文革期间没有明令禁止谈恋爱,但“花前月下”无论如何不够革命,绝对是要挨批评的“资产阶级情调”。

更要命的是,文革中上海的“工人纠察队”狠敬业狠敬业,晚上巡逻从来不打瞌睡。

而且眼睛专门朝“幺二角落”里“瞄法瞄法”,看到恋爱中男女有“不轨”行为,是绝对要出声加以阻止的。

说到“不轨”,有必要来介绍一些当年的“切口”(即黑话。)

谈恋爱除了叫做“荡马路”外,还叫做“数电线木头”。

没事在马路上闲逛嘛,不就是一根电线杆一根电线杆这么数过去的嘛,极言其无聊。

确立关系,准备谈婚论嫁了,就互称“敲定”,现在是直接就喊老公老婆了。

闺蜜间经常这么说笑:

“叫倷‘敲定’一道来呀,啥关系啦,敲也敲定了,还怕伊逃脱啊。”

婚前上过床了,叫做“敲图章”。例:“图章也敲过了,搿记总归保险了。”

结婚证书叫“支票”。例:“阿拉向来作兴先拉现钞,后开支票嗰。”

“现钞”么,当然就是那个了。

后来发展成“三六九,拉现钞”,又叫“豁上”,意即“花开堪折直须折”。

看这“三六九”的意思,频率还不低咧,三日两头嘛。

但是,一开始谈的时候,大家都还比较“规矩”,有肢体接触也备加小心,就别说拥抱甚至“打开水”(“打”即接,“开水”即kiss的谐音)了。

男孩如将手掌搭在女孩的肩上,叫做“小搭”;

如将肘内侧绕住女孩的脖子,叫做“大搭”;

如将手挽住女孩腰,就叫做“炒腰花”了。

男女俩人都用一只手搭住对方的腰,另一只手再绕到背后相握(这个有点难度咯),则叫做“搅花福禄”(crossforks)。

从“小搭”而“大搭”而“炒腰花”,即男孩试探性地得寸进尺之全过程了。

拥抱和“打开水”是绝对不肯在灯亮人多处做的。

当年的男孩之间经常这样说笑:

“侬辣手嘛,第一趟碰头就炒腰花啦。”

好,言归正传。

那工纠队员可以放任你“小搭”,也可以部分放任你“大搭”,但绝不允许你“炒腰花”!

“炒腰花”即“不轨”,好像会得“炒”怀孕了似的。

“搅花福禄”则是大大的“不轨”,至于拥抱乃至“打开水”,直接就是“耍流氓”了。

如你正趴在外滩那段墙上看黄浦江,一边很投入地窃窃私语,一边一只手情不自禁地“炒腰花”,那绝对用不了几分钟,你就会听到一个低沉的男次中音:

“喂喂喂,侬一只手勒做啥?自家注意点晓得伐。”

公园里,绿化带里亦然。无分白天黑夜。

这就要算人家是在文明执法了。

还有更下作的。

他从背后走近你们,也不言语,就在离你一尺的地方停下,眼睛看着你们的后脑勺。

这个竟还被叫做“看侬自觉”!

你在情话绵绵中突然感到脖子后面有热气,猛回头,一只陌生面孔,岂不要三魂吓掉二魂,六魄只剩四魄。

然后,他就这么大大咧咧地走开。

你若争辩,他是能以流氓罪将你拉到附近派出所里去的。

所以,那年头,外滩的恋人并不多,停下来趴墙的更少,盖因“背朝工纠队,弄弄就倒霉”。

文革一结束,工纠队就解散了。另外,社会上思想也解放了许多。

小搭大搭也很快变得随便搭搭了,炒腰花也不稀奇了,大家随便炒炒,赛过炒股票。

为什么没有延续得更长?

首先是这段防汛墙不够高也不过坚固,达不到“千年一遇”的防御水平,如果不是当年资金筹措太难,早就改建了。

世博会前被拆掉的那段墙是拖到年才开始改建的。

但事实上,年以后,虽然还有人来此谈恋爱,已经不是盛况空前了。

原因很简单,那几年,大街小巷里突然冒出了许许多多舞厅、咖啡馆和音乐茶室,并迅速成为恋人们的新去处。

费用也不贵,舞厅茶室里,一杯茶三元两元的,咖啡么也最多五块洋钿。

“马兰花,马兰花,风吹雨打都不怕”,多好。

于是,“荡马路”很快就式微了,不再是谈恋爱的主要方式了。

(二)

现在我就来说说外滩情人墙当年的空前盛况。

当年,最北面的黄浦公园还是封闭的,要收门票,尽管一张门票只有三分钱还是五分钱。

而南面的陆延线轮渡(延安东路-陆家嘴)也还是一条极为繁忙的交通线。

因此,所谓情人墙只从北京东路外滩到延安东路外滩,全长大约1,米不到一点。

就是这么一段粗糙不堪的水泥防汛墙,曾经同时趴过将近对情侣。

计算如下:

每对情侣所占空间可以以下公式求得:

X=(男臀围+女臀围)÷2

以平均值(男臀围三尺二、女臀围二尺八)代入上式,得:

X=(1.07m+0.93m)÷2=1m

而两对情侣之间的间隔一般不会超过一个半人身,否则就会出现“夹塞”。

如果平均算0.5m的话,那么全长1,米的情人墙最多只能容纳对情侣。

好了,告诉你,情人墙是什么意思。

情人墙,不是趴情人的墙,而是由情人组成的墙!

是“用我们的血肉,组成我们新的长城”!

下面一句,大家都知道是什么,恕我忽略不记。

何浪漫之有啊!

情人墙不是SB会,是没有预约的。

所以必须早到。

但到得太早也会很傻,天还没黑,光秃秃这么一对,很突兀地趴在那里,既显得急吼吼,又无法进入状态,只觉得有一千双眼睛在看着,如芒在背。

这叫“朋友不懂经嘛”。

于是,就出现了这样一种现象:

黄昏时分,江堤上恋人越集越多,大家都挨着防汛墙走,却不停下来。

一俟天色暗到某种程度,大家就会不约而同地靠上去,趴定——那情形有点像那个抢凳子的游戏。

大概也就是五六分钟的光景,1,米防汛墙就能迅速趴满,没趴成的明晚请早。

也可以等,但很吃力,一般是不会有人让的。

偶尔也会有,突然肚皮痛,或者吵相骂了,或者衣服穿少了,江风一刮吃不消了。

但只要有人退出,五秒钟内绝对有人就顶上,就五秒钟。

盖因“情人墙”背后还有强大的“情人流”!

至少要到九点以后,才不那么紧张。

何必隐瞒,老叟当年确也去过多次。

曾做过首发,也做过替补,更做过强大的情人流中的一朵小浪花。

告诉你,距离真的不是什么问题。

尽管左右两边半米开外就是谈话声,但自己正在情热之中,哪里顾得上“听壁脚”。

除非自己弄僵了,冷战了,这时候,别人的甜言蜜语才会灌入耳际。

那时候,虽然没有了工纠队员,但却又出现了一些猥琐男。

他们的年龄大致在四十岁上下吧,也有更老的,估计老光棍居多。

只要两对情侣之间的间隔稍大,他就会独自插进来,装着抽烟看江景,其实竖起耳朵在猛听呢。

有时候还拿眼睛左面右面瞄法瞄法呢。

一般你不好意思开口赶他走,朝他翻白眼他是一律看不见的。

那样的晚上,要么离开,要么心里会很污糟。

其实,这样的景象当年岂止外滩一处,所有的公园和公共绿化带都如此。

稍长的木靠椅都是两头坐两对,水泥长凳有坐三对的,还有坐四对的。

来得早了,能抢到“头头子”上的位置,来迟了,只好两面荡空。

但老是“荡马路”,“数电线木头”,脚也要吃得消的呀,总归要寻个地方坐坐的呀。

若问,真的就没有别的地方可去了吗?

曰:是的,真的没有了。

当年唯一的娱乐场所是电影院,全上海所有电影院一个月就放这么四五部电影,其中新电影最多一部,翻译片也最多一部。

再说,看电影在当年还是件挺奢侈的事情呢。

夜场电影票要两角或两角五一张,还不一定弄得到。

看完电影出来,总归要吃点夜点心吧,一碗酒酿圆子或者小馄饨也要八分或一角,开心起来再来一客春卷一角二,开销就上去了。

送女朋友回去还要电车票,这样加加弄弄,要块把钱呢。

那时的月工资是一律36元,在厂里食堂搭伙要12元,吃三顿。中饭照牌头,有时来不及了总要吃吃早饭什么的,晚上还要带些馒头花卷回去。

为了结婚的开销,至少一个月要存出15元吧,有的朋友更辣手,存20元伊讲。

女孩子一般都存20元,她们胃口小,其他也省。

男生本来剩下的零花钱就这么几块洋钿,断命还要吃香烟唻。

所以,一个月最多看两次电影了。

但谈恋爱谈得闹猛的时候,一个礼拜碰头四次不算多的呀。

不看电影怎么办?只有“荡马路”了。

家里为什么不能去呢?

这就说到了外滩情人墙成因里的最痛处了。

那时候的上海人家,夜里来个客人,坐都无处坐啊。

何浪漫之有啊。

(三)

从外滩情人墙终于谈到了当年上海人住房条件的局促。

“好了伤疤忘了痛”,人就是这样的动物,所以现在基本无人提起,大家要面子嘛。

于是,后来的人们外来的人们就再也无法知道当年的情形了。

那老叟我就来揭它一揭。

说当年上海人家晚上来个客人都没处坐,绝非夸张之语。

这么说吧,直到年,上海官方的住房困难户的标准还是人均2平方米以下。

人均2平方米以下,是个什么概念?

即,如果一家5口住一个10平方米的亭子间,是不够条件提出改善之申请的。

我们可以来计算一下:

5口人,至少要支两张床(约4平方米)吧。

再加上一个吃饭的方桌(约1平方米),一个五斗柜(约1平方米),两把椅子(约1平方米)——就这几件,至少已经占地7平方米了。

所以,大衣柜、沙发等即便买得起,也无处放啊。

更有甚者,剩下的3平方米,如果同时站5个人是什么感觉?

还记得,有一次我从江西回来省亲时,帮一个要好的同学带了一点笋干板栗芝麻什么的,吃过晚饭给他送过去。

他们家特别客气,一见我来,全体起立以示欢迎,我只觉得屋子里黑压压的全是人。

说实话,上海市当局在住宅建设上曾经存在着很大的误判。

这种误判也只有上海才会有。

而那种“先生产、后生活”的所谓“大庆精神”和“生活上向差的同志看齐”的雷锋精神是全国一致的。

但影响并导致上海住宅建设起步晚,步子小的一个重要原因是,上海一直没觉得缺住房。

年,当局一下子没收了这么多的“敌产”,上千座别墅、花园洋房和高级公寓楼啊!

蒋宋孔陈四大家族和其他国民党高官,以及英法帝国主义者如沙逊、哈同之流,都“夹着尾巴逃跑了”,留下多少不动产。

当年的南京、杭州、武汉、西安、广州也会有一些,但数量上绝对没法跟上海比。

在我的印象里,直到文革之前,这些“敌产”里还有相当数量的空置房没分配完。

后来,为了解决就业问题,就曾经在那么好的大楼里开设过几百家街办小企业,就是明证。

文革又是一波“扫地出门”,几乎所有的资本家都被从原来宽敞的住房里驱出,塞进狭小的亭子间。

上海的资本家数量又是在全国首屈一指的。

这些空出来的别墅和花园洋房除了做红卫兵和造反派的司令部之外,其他就这么闲置着。

单单这两条,很容易使人产生误判:上海,不缺房啊。

事实上,上海当时的住宅建设速度确实很慢。

年代末,造过一种“两万户”,即坡顶砖混结构的三层老公房。

之所以被称为“两万户”,即这种房子第一批只有两万户,只有市、区两级劳动模范才有资格入住。

后来逐渐成了这种公房样式的代名词了。

现在杨浦区还有一些“两万户”。

到文革前,除了继续造了一些这种“两万户”,几乎没有成规模的住宅建设。

年代开始造平顶混水墙的四层及五层的老公房,规模还是不够大,每年好像不超过万平方米吧。

而那种遍布全市的最常见的六层新公房,基本上都是年代的产物了。

直到年代中期,当局才感到了问题的严重性,终于加快了住宅建设步伐。

我有幸一当上记者就负责联系建筑系统,所以我可以披露一些数字。

年到上世纪末,上海连续15年每年建房-万平方米,才把上海人均居住面积从4平方米提高到10平方米,依然在全国排名靠后。

上海当年有万只马桶,万只煤炉待消灭。

上海有9,处石窟门老式里弄(现在全拆没了),里面不知有多少“72家房客”。

但石窟门还算不错的房子呢,上海还有更差的危房简屋(俗称“棚户区”),超过1,万平方米。

再说两个鲜为人知的故事。

第一个是,年代初,上海曾发生过“抢房子”风潮。

简言之,就是一些住在棚户区的困难户突然拿着不多的行李,撬开空关的资本家的花园洋房,就这么生生地住了进去!

具体户数已不考。但估计不上四位数,是很难被称为“风潮”的吧。

后来怎么样?当然要“处理”。

但当局发现那些人家确实很困难,而且都是“根正苗红”的工人阶级,于是,大部分都被默认。

只好做些调整:不愿搬回去的,收回原住房;抢了面积太大的就再调小;个别不困难的则被赶回去并作检查,“向人民低头认罪”云云。

上海人真是典型的“经济动物”。

文化大革命这么“政治”,他们想的依然还是如何改善自己的经济条件。

与“抢房子”几乎同时发生的,还有全国闻名的所谓“经济主义妖风”,直弄到毛泽东亲自批示才刹住。

所谓“妖风”,就是造反派逼着走资派签署文件,大家加一级工资,临时工一律转正等等。后来也被默认。

被否决的“不合理要求”有:支内支边职工一律回沪“参加文化大革命”,“劳动大姐”(即保姆)也要转正吃劳保,还有复员军人重新分配工作什么的。

也是。你批斗走资派,让他承认自己反对毛主席反党反社会主义有屁用,不如来点实在的。

第二个是,有一年上海刮台风,我被派到卢湾区五里桥街道(医院附近)采访。

五里桥是上海的著名棚户区,一下暴雨就涨水。我被要求去了解街道办事处是怎么做好预案安置居民的。

久病成良医。街道里早就熟门熟路了。

一听到台风警报,就先撤空附近的小学校(学校的地基一般比较高,不易进水),准备些草席蚊香蒲扇(好在是夏天),派人值好班就可以了。

一旦涨水,就挨家挨户通知大家去学校临时过渡。

幸好那次雨量并不大,于是我有机会跟街道的人聊天。

他们告诉了我很多,总而言之,这棚户区实在没法住下去了。

低矮的木头屋檐下走电线,一下暴雨,就蓝光闪闪,啪啪作响,实在吓人。

这一点,那天雨最大的时候,我在他们带领下去实地看过,完全属实。

还有。

家家户户的床脚柜脚下都起码垫上两块到三块一寸厚的蹗砖。尽管如此,床脚柜脚还都是烂掉半边的。

最让人哭笑不得的是,他们告诉我,这里如果着火,是没有人自救也没有人打的。

很多人家都事先准备好一个小包,里面放着户口本、工作证(那时还没有身份证)、存折等要紧家什,以及很少的金银细软,只要一听到着火了,就夹着这小包冲出来。

然后站在马路当中看自己的房子被烧,嘴里还要喊呢:

“烧吧,烧吧,烧得光光的,看政府给不给我们分配新公房!”

市民们盼房心切,竟一至于此,听了不禁悲从中来。

相比之下,所谓的蜗居、蚁居都不值一提了。

我回来以后,连内参都不敢写。

我怕写了以后,不但那里的住房条件依然得不到改善,还可能会有人受到调查盘问训诫并长期穿小鞋。

这样的人家,孩子大了,谈恋爱了,还能到哪里去?

只有到外滩去用血肉筑成一道浪漫的情人墙了。

(四)

外滩原来是没有什么墙的。

船靠岸后,搭块跳板,人就这么走上来了,货物也就这么挑上来或扛上来,与其他河岸江岸无异。

直到年代初,外滩依然如此,只是多了些半米高的小铁柱子和链条,像杭州的西湖边上,也像广州的珠江边上。

上海是个多雨的江南城市,年降水量超过0毫米,年降水日多天。

再加上台风频袭,长江和东海的水倒灌,黄浦江发大水便是常事。

看到过一个黄浦区老人的回忆,他亲眼看见过“食品一店门口水深一米”!

食品一店,那是在贵州路啊,离外滩少说也有2公里吧。

我虽然没有亲眼见过那么深的大水,但儿时的一段记忆至今印象深刻。

那天,父亲下班一进门就告诉母亲说,“中祥哥”去过他单位了,是“坐在脚盆里像划船一样划过去的”,还说一样出来了,回去时顺便到小店去拷点酱油。

那些年里,我父亲还在外滩27号上班,靠近北京路。而“中祥哥”则是我的姨爹,他们一家住在北京路江西路。

我姨爹怕我妈担心她姐姐,所以就跑到我父亲那里去报个平安。

那年头没有私人电话。

我当时听了,当然首先是觉得巨好玩。

多年后再想想,这么浅的脚盆,能承载多斤,那水得有多深啊。

再说了,能在水里趟着走,我姨爹又费那个劲去划脚盆干吗。

还有,江西路都这么深,外滩又该有多深呢。

更要紧的是,外滩没有防汛墙,难道上海是不防汛的么?

当然不是。

老上海人都还记得,当走在外滩万国建筑博览群旁时,会发现每幢大楼的大门内侧都砌有“E”字形的水泥壁,宽50公分,高60到80厘米,而大门背后往往都看得到有好几块与大门同宽的长木板,厚达30公分。

这就是上海外滩的防汛墙,与情人毫无干系的防汛临时墙。

大水来了,大楼里的人就将木板插入两个相对的“E”字形的水泥壁的凹槽里。里外两排木板中间填上装满泥土的草包,夯实了来挡水。

万一大水高过临时工事,则直接将草包沙袋码于其上。

上班的人就从这临时工事上爬进爬出。我父亲是“老爬手”了。

雨停水退了再把工事拆掉——每年夏天沿江单位都为此而忙得不亦乐乎。

这样的情景一直延续到年代初,那时候,虽然已经有了防汛墙,但条条阴沟都通黄浦江啊,还是会形成一定的“内涝”。

据说,黄浦江大水频发的另一个原因是上海的地面沉降,这在年代可是一个天天讲月月讲年年讲的话题。

上海的海拔,我们读小学的时候,老师说是5米。这也是报纸上的统一口径。

才5米,这每年沉降个几厘米,累加起来也是很吓人的啊。

现在的资料上都说,上海的平均海拔只有4米。

比马尔代夫好不到哪里去。

从那时起,大概是年吧,上海开始严格控制地下水开采,采取工业用水回灌的方法,规定采多少必须回灌多少的责任制,才算于年代初基本控制住了地面沉降。

年代后期,上海滩曾经爆出过一条新闻,说哪里探出了一口高质量的地下水井,其水质经检验,比矿泉水还纯,可以直接装瓶卖。

那是个“十亿人民九亿商”的年代,一时间多少人觊觎此井。

很快,这个井理所当然地被城市管理者封掉了。

这可是关乎大上海存亡的大事啊。

言归正传。

上海第一次修外滩防汛墙是在年,砖土结构(!)的,高度也只有4.8米。

我们这一代人都应该有这样的印象,小时候走南京路去外滩,到和平饭店门口就可以看到黄浦江面了。

当年的地形还是自然地形,从中央商场那里开始就是一个缓缓的下坡,肉眼也能分辨得出来,所以看得到江面。

还记得,我们每次看到江面的那一刻,总要禁不住欢呼起来。

一则当然是庆祝自己终于长途跋涉走到了外滩,另一则是一种看到水的由衷的激动。

而且,是男孩子一定会爬到那只有七八十厘米宽的江堤上去,平展双手走上一二十米,以示勇敢。

那时候,黄浦江里还可以游泳,喝几口水还不要紧。

加上有毛泽东的“到大江大海去游泳”的号召,上海每年都要组织万人横渡黄浦江的活动。

舍妹也参加过一次,回来自豪地告诉全家,她游过去了,中途没有上过救生艇,连船帮都不带拉一次的。

现在听来像壮举,那时就是个稀松平常事。

随着地面沉降与大水频发的双面夹攻,上海在年再次修外滩防汛墙。

这一次是钢筋混凝土的了,呈L型,而且加高到5.2米。

我们只能远远地看到一线黄浦江水了。

年,外滩防汛墙再次加固,并加高到了5.8米——这才是情人墙的原型。

那段墙,实在造得不咋的。刮浆表面很粗糙,能清晰地看到暗红暗黄的沙砾,夏天穿短袖,手臂压上去的感觉很扎人——幸好那时的女孩不讲究。

而且,只有从那时起,走到江边才需要上台阶。

大概是三四级吧,但那墙只是齐腰高。很适合人趴在那里看江景。

另一个微小变化就是,枯水季节,我们在稍远处再也看不到黄浦江面了。

只有夏天涨大潮的时候,我们才能看到汹涌的江水。

欢呼变成了惊讶:哇!今朝潮水瞎大八大!

好了,不再展开了,就此小结一下吧。

外滩有情人墙的时候,外滩已经不那么原始了。

那墙是粗糙无华的。

至于江景,对面浦东除了棚户就是荒滩,晚上没有灯火,死一般寂静,也没什么可看的。

到年代,老在情人们眼前晃的唯一亮点是对岸“SANYO”的霓虹灯广告牌。

单调之极,何浪漫之有。

而浦西江边则停满了各式各样的趸船,目光所及,一片凌乱不堪。

有轮渡的、有海事的、有航道的、有港务的、有长江航运的、有内河航运的、有客运的、还有环卫的——

新开河那里的粪码头一直用到年代初才寿终正寝,以前去那里乘55路是要捏牢鼻头的。

哦,对了,还有一条,年代和年代,是苏州河与黄浦江水质最不好的时段。

苏州河的黑臭日最多达到每年天,黄浦江也有几十天,且多发于夏天。

趴在那里挨熏啊,何浪漫之有。

但当年外滩的情人还是很可爱的。

正是拨乱反正、百废待兴,一切向好的年代。

人们终于又有了梦想,精神无疑是向上的。

更何况,有百多年现代城市发展的底蕴,有二十世纪以来的深厚文化积淀,上海情人们的心中充满着那种独有的欧化加海派的浪漫情怀。

情人且又正好在热恋中。

莎士比亚不是说嘛,“爱情是最伟大的教师”。

她可以教会你一切——真的、善的、美的——当然,包括浪漫。

(完)

畸笔叟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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